水中2-氯乙醇溶液标准物质

但是逐渐地，超人类主义转而更提倡提高人的身体能力，赋予人类超人的能力，超越人类原有的自然素质。

[15]参见韩大元：《论克隆人技术的宪法界限》，载《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2期，第94页。现行宪法中的权利条款，大量使用了类似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样的表述，即只是列举了权利本身，某项权利的具体规范要素和内涵等均没有明确。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96页。孔德王：《基本法律研究的现状与展望》，载《人大研究》2017年第11期。一部法律明确规定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表明了其在法律体系中属于重要的法律，或者至少具有特殊的意义，与宪法有比较直接密切的关系。其中宪法规范主要包括宪法典、宪法性文件等。另外，《民事诉讼法》的表述比较特别，其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

这种没有断句的表述，既不符合阅读习惯，也不符合语法规则。李克杰：《我国基本法律的标准及范围扩张》，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2年第2期。无论基于何种进路考虑，现代国家都需要介入社会经济，行政任务的范围被极大地扩张。

[xii] 夏勇：《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原理与现实》，载夏勇主编：《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54页。作为国家介入经济社会生活而形成的行政类型，分配行政意指在资源有限和利益交错的社会条件下，行政机关对不同私人的利益与负担进行分配。而在个人从属于共同体的父爱式国家或者极权国家的法律结构中，往往缺少公权利存在的空间。第三人的请求尽管表面上针对行政机关，但是实质上指向相对人，第三人遭受的侵害本质上源自私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liv] 参见林三钦：《药品管理事件之行政争讼——争讼管道之判别与当事人适格》，《台湾本土法学杂志》第63期（2004年），第149-150页。[xxxv] [德]弗里德赫尔穆・胡芬：《行政诉讼法》，莫光华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xlv]只有在第三人与国家以及相对人所组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的框架中，才有把握第三人公权利的可能。[lxviii] 在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我们可区分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以及行政机关与第三人这两组垂直关系。[xxii] Vgl.Andreas Roth, Verwaltungshandeln mit Drittbetroffenheit und Gesetzesvorbehalt, Duncker Humblot, 1991, S.130. [xxiii] Vgl.Ulrich Ramsauer, Die faktischen Beeinträchtigungen des Eigentums, Duncker Humblot, 1980, S.39 ff. [xxiv] 参见[德]奥托·巴霍夫：《公法中的反射作用以及主观权利》，载[德]埃贝哈德·施密特－阿斯曼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在水平关系的意义上，依据冲突私益间关系的差异，私人间的利害关系可分为对立性利害关系（Kehrseitigkeit）与互换性利害关系（Wechselbezüglichkeit）这两种类型。

进入专题： 第三人保护 。行政法的理论与实践为何以往否认或限制第三人保护，现在却要肯定第三人保护？第三人如何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法律关系中得到妥当保护？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行政法上的第三人保护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面向：前者与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地位有关，后者则涉及第三人的实体法律地位如何在行政程序或行政诉讼中得到实现。[xxiv]即便是与相对人具有紧密关系的第三人，也处于行政机关的一般保护之下。例如，关停医院会对医院的病人造成不利，对某公司的行政处罚会对公司的员工或债权人产生不利影响，等等。

另一方面，虽然第三人法律地位的改善取决于相对人依自主意愿向行政机关主张与行使权利，但是，我们通常可预期相对人会行使权利并提起诉讼，改善自身的不利处境。倘若任何人对于行政许可都具有防御请求权，则会消解行政许可对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功能，破坏法的安定性。

[xxvii] 栗国杰等诉鲁山县人民政府颁发房屋所有权证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行再77号行政裁定书。国家对外国人的驱逐命令极大地限缩了本国配偶对于婚姻关系的自主决定权，提高了婚姻破裂的风险，为了保护婚姻家庭这一重要法益，法律应当承认配偶对于行政机关的驱逐命令享有撤销请求权。

随着私益保护的自我决定化以及公权利概念的松动，以往被视作反射性利益的第三人的法律地位，也落入了权利的范畴，这就为第三人公权利准备了概念容器。[xi] 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xxxi] 参见王贵松：《作为利害调整法的行政法》，《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98页。我们可以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公权利已然从确定的法律地位保护工具发展成为多元行政法关系的特别利益保护工具。[xxviii] Vgl.Anna Ingeborg Scharl, Die Schutznormtheorie.Historische Entwicklung und Hintergründe, Duncker Humblot, 2018, S.31; Friedhelm Hufen, Verwaltungsprozessrecht, C.H.Beck, 11.Aufl., 2019, § 14 Rn.72. [xxix] 参见王贵松：《行政裁量的构造与审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12页获得建设许可的建设者与请求行政机关撤销许可的相邻人之间的关系即为对立性利害关系。

以行政行为为代表的行政活动形式虽然可以形成或变更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但是无力为我们观察复杂的权利义务提供清晰的路径。这意味着部分私人的利益极有可能被忽视。

既有不能被化约为公益的私益，也有无法被还原为私益的公益。我们可以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公权利已然从确定的法律地位保护工具发展成为多元行政法关系的特别利益保护工具。

私益保护由私人自行决定意味着，法律要为权利主体提供辅助性的请求权与权利救济机制。[iv]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开始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他不是仅仅作为诉讼参加人，而是可以在诉讼中直接向行政机关主张权利。

[liii]例如，行政机关禁止书店或者出版社销售或出版某作品，该禁止命令表面上针对书店，但实际上也将作者当作行政行为的调整对象，作者也就成为该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而非第三人，他自然具有撤销请求权。如果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提起行政诉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就无法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那么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一）分配行政的形成 由国家在私人间进行利益分配和利害调整并非现代行政特有的现象，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分配行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水平关系的意义上，依据冲突私益间关系的差异，私人间的利害关系可分为对立性利害关系（Kehrseitigkeit）与互换性利害关系（Wechselbezüglichkeit）这两种类型。

从整体上看，传统行政法指向共同体和公共利益，最初为纯粹的客观法规范。[xxxvi] Vgl.Ottmar Bühler, Die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und ihr Schutz in der deutschen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 W.Kohlhammer, 1914, S.229 ff.; Ottmar Bühler, Altes und Neues über Begriff und Bedeutung der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e, in: Otto Bachof/Martin Drath/Otto Gönnenwein/Ernst Walz (Hrsg.), Forschungen und Berichte aus dem öffentlichen Recht. GS Walter Jellinek, Isar Verlag, 1955, S.269 (274). [xxxvii] Vgl.Thomas Schmidt-Kötters, in: Herbert Posser/Heinrich Amadeus Wolff (Hrsg.), BeckOK Verwaltungsgerichtsordnung, 56. Edition Stand: 01.10.2019, § 42 Rn.143. [xxxviii] Vgl.Hartmut Bauer, Geschichtliche Grundlagen der Lehre vom subjektiven öffentlichen Recht, Duncker Humblot, 1986, S.138 f; Franz Geist-Schell, Verfahrensfehler und Schutznormtheorie. Die verwaltungsprozessuale Handhabung verfahrensfehlerhaften Verwaltungshandelns, Fischer, 1988, S.21 f. [xxxix]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02页。

在建筑规划程序中，行政机关并非在不考虑其他相邻人利益的情形下调整私人的行为，而是在协调原则的指导下分配有限的空间资源，维护和促进不同主体的共同生存。个人利益仅作为公益的部分而被保护，只有符合公益的个人利益才会被法律所认可。

[xlvi] 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行政诉权与保护规范理论——基于实体法的思考》，《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32页。作为行政法学体系的基础范畴，行政法律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主体与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经由法律、行政行为、行政契约等形式产生的关系，其意味着行政法不仅仅为国家意思形成的程序法与组织法，而是由法律关系构成的权利义务体系。

也可参见李大勇：《行政强制中的第三人权益保障》，《行政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59-69页。随着私益的分化，行政法也开始关注以往被认定为反射性效果的第三人的利益。尽管如此，在具体的行政决定中，行政机关仍须对处于水平关系的相对人与第三人间的利益进行权衡与整合，从而合理分配利益与自由。[v]在行政强制程序中，除具有陈述权、申辩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外，第三人还可以对执行标的主张权利继而中止强制执行程序。

此外，如果行政活动使得私法调整机制无法正常运转或使第三人利益遭受特别损害，即便没有法律规定，也有直接适用相对人理论，基于基本权利承认第三人公权利的可能。[ix] Vgl.Walter Schmitt Glaeser, Die Position der Bürger als Beteiligte im Entscheidungsverfahren gestaltender Verwaltung, in: Peter Lerche/Walter Schmitt Glaeser/Eberhard Schmidt-Aßmann (Hrsg.), Verfahren als staats- und verwaltungsrechtliche Kategorie, Decker Müller, 1984, S.35(37 f.). [x] 董炯：《国家、公民与行政法——一个国家—社会的角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

通过连接水平关系与垂直关系，双方私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建立了行政法上的关联。（二）非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中第三人的法律地位 非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与真正的三方行政法律关系是根据私人间的利害关系类型所作的区分。

与相对人处于利害对立或互换关系的第三人原则上具有公权利。如果说公权利是个人与国家关系的表征，那么对第三人有无公权利的判断，就成为了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为法学出的一道难题。